東漢末年，漢室傾頹，局勢混亂，各地群雄割據，人才擇主而事。漢室后裔劉備懷有興復漢室之志，但勢單力薄，無法與群雄抗衡。為實現統一大業，劉備廣攬人才，籌謀大計。而此時諸葛亮“躬耕隴畝”，避世待時。在建安十二年，劉備三顧茅廬，以誠納賢，終于請得臥龍出山，并按照諸葛亮的意見開始了光復大業。

　　《隆中對》是人物傳記節選，但它的核心部分卻是一篇才華橫溢的對策──諸葛亮對劉備為“信大義于天下”而問“計”所作的回答。對策的主要內容是，勸說劉備先奪取荊、益二州作為王業的根基，然后跟西南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并外結孫權，內修政理，使戰略后方得到鞏固；待到時機成熟，再從荊、益二州出兵，北定中原。這是諸葛亮在精辟分析當時形勢特點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對發展前景所作的天才預見。人們常說的“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就是指這篇對策而言。

　　文章通過隆中對策，給讀者塑造了諸葛亮這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審時度勢，觀察分析形勢，善于透過現狀，掌握全局，并能高瞻遠矚，推知未來。諸葛亮的崇高智慧和科學預見，并非天性而來，而是建筑在對現實的深入觀察和了解，對形勢的科學分析和對歷史經驗總結基礎之上的。

　　有了“隆中對”才有了三國的歷史，才有了劉備、諸葛亮的青史留名，才有了讓后人蕩氣回腸的三國歷史風云。讀后該文，結合現實，有以下幾點體會，與大家共勉。

　　一、管理要有戰略思維

　　隆中對講的是經營戰略問題。洞悉毫厘，決勝千里，作為一名管理者如果缺乏對事物環境的科學分析和事物發展變化的科學預測，或者說沒有戰略性眼光，就不會有科學的決策，也就不會有科學的計劃去組織和實施好管理工作。對形勢的準確分析，對未來的準確預見，并定下具體可行的計劃去實施，這正是諸葛亮對于劉備的助益所在。所以作為一名企業管理者一定要有戰略經營思想，作為一名公共行政管理者就應具有科學的發展觀，而作為一名地方領導干部更要有區域戰略的經營規劃和目標，不同的區域不同的發展階段面臨不同的發展課題，盡管在演義小說展示的主要是諸葛亮“鬼神不測”的戰術變化，但《隆中對》的總攬作用，確立了諸葛亮軍事戰略家的地位。這幾百字的短文，就包含了戰略制定的環境分析、優劣勢對比、路徑選擇、培育核心競爭力等主要方面。我們可以把它放到現代的語境下稍加分析。

　　１．環境分析：“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杰并起”，無論是政治斗爭還是企業經營，都需要首先了解所處的是個什么樣的環境。環境帶來機會，也帶來威脅，把握好環境帶來的機會，這是天賜之“勢”，所謂“天時”，“順天乘時”，是一種最順利的成功路徑，特別是對于相對弱小的個體來說，改變環境的作用可以忽略，把握機遇對成功具有更大的意義。任正非在談到華為的成長時候說“華為成長在全球信息產業發展最快的時期，特別是中國從一個落后網改造成為世界級先進網，迅速發展的大潮流中，華為像一片樹葉，有幸掉到了這個潮流的大船上，是躺在大船上隨波逐流到今天，本身并沒有經歷驚濤駭浪、洪水泛濫、大堤崩潰等危機的考驗。因此，華為的成功應該是機遇大于其素質與本領。”諸葛亮首先認為，自董卓之后，原來的漢王室基本上氣數就已經到頭了，劉備雖然是“帝室之胄”，但試圖在原來的漢王室的基礎上去恢復漢王室的機會基本上消失。同時，亂世的出現，才可以再造江山，否則趕上“文景之治”的開明盛世，想法去謀個一官半職就是了，即使是“萬夫不當之勇”、“經天緯地之才”也只好在大局勢面前臣服。有人說“事在人為”，“機會是自己創造的”，只能相對的來看。但機會來了，并不是誰都可以利用，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也需要在大局觀下來看。相比于政治上的更迭，市場變化的周期要小的多，理論上說在一個三五年的戰略周期里面，企業是可以做好準備“逮”機遇的，這需要對局勢發展的洞察能力，有幸運的成分，但不完全是。同時，局勢的發展演化也有固有的規律，所謂“分久必和、合久必分”也是對局勢變化的一個粗略概括，產業同樣有產業周期說。發展規律存在對戰略制定的意義在于：你希望茍安于某一個中間狀態的位置是非常不穩固的。所以諸葛亮為劉備規劃的是一個立國的大戰略，而不單純是一個三分天下。而只有以其卓越的“企業家精神”彌補蜀國內在的劣勢而進入統一狀態，才真正能建立其百世基業的“壁壘”。所以分析環境，第一是發現環境中可以利用的機遇在什么地方，第二是預測局勢發展的軌跡。

　　２．優劣勢對比與方案選擇：“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曲折而行；成者，另辟蹊徑。”，殺身成仁，知其不可為而為，對于智者來說，都是愚蠢的行為，或者說是不得已的選擇。智者之所以樂水，是因為“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唯不爭，是故無人與其爭”。其實，不以道家的這種高邁的養生態度來看，以一種競爭的格式來說就是：高明的戰略家所設計的競爭路線都是選擇對方最薄弱的環節，所謂孫子之“攻其不備”。毛澤東走“農村包圍城市”，娃哈哈的非常可樂也是“農村包圍城市”，但理解“農村包圍城市”，其實也是在優劣勢對比分析的基礎上，選擇自己具有相對優勢的地方。再強大的對手，也有它的“沼澤地”，所以設計合理的戰略路徑，就可以在每一次的交鋒中與“可戰之敵”而戰，從而在競爭中壯大自己，在迂回曲折中走向成功。格魯夫說英特爾是“只有偏執狂才生存”，英特爾做出向微處理器行業的決策方式和諸葛亮一樣：諸葛亮認為曹操占盡天時，擁兵百萬，事實上已經坐大，“不可與爭鋒”，英特爾判斷日本的存儲器生產擁有絕對成本優勢，競爭下去已經注定必敗。諸葛亮判斷“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英特爾判斷信息產業將進入微機時代，微處理器芯片會成為核心。諸葛亮認為劉備“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有自己入川的優勢條件。英特爾認為在微處理器上已經有一定的積累，相比于其他對手有開發優勢。所以所謂的路徑選擇就是利用已有的優勢選擇可以戰勝的對手并在競爭中發展壯大的過程。

　　諸葛亮的路徑選擇是從區域地理面上規劃，毛澤東的路徑選擇是從區域地理結合人文地理來規劃。產業競爭上分析對手可以做出更多的剖面來分析對手的弱點從而確立存在的機會：產品檔次、營銷渠道、地理位置、上下游。選擇路線第一是生存問題，第二是發展問題，有的位置可以呆，但是卻失去了發展的空間，至少不能說是最優選擇。諸葛亮選擇益州做為復興的基業，后世也受到一些批評，認為益州之地固然易守難攻，但是要想走出去卻也不容易，不過諸葛亮本來的規劃是荊州、益州兩地互為支撐，荊州失守是個意外。

　　３．培育核心競爭力。諸葛亮為劉備規劃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人和”，在“人和”的基礎上可以內修政理，外修同盟，內修可以總攬英雄，百姓擁戴，外修可以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我覺得把“培育核心競爭力”引入戰略規劃，在發展上增加了“時間柔性”，就是說存在“待時”的可能，因為企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動產業的發展，但畢竟里面的變數太多，時間上更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規劃發展，即使環境無法完全控制，太剛性的規劃失效的可能性就比較大。象一些企業做三到五年規劃，然后把指標分解到每一年應該達到什么程度，從某種程度上說，只是自己的一廂情愿。過分在戰略規劃中引入數字上的指標，并曲意逢迎，反而可能破壞企業長期發展的競爭優勢。也就是說規劃得有權變思想。

　　對于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何嘗又不是如此呢？只有結合本地實際，審時度勢，科學分析和規劃，打好自己的品牌，才能駕馭現在，把握未來，尤其是科技日新月異、市場激烈競爭的今天。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才是硬道理”。